“这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我五天之内要看12部参赛片。这让我好像找回年轻时的感觉，那时我常常一天要看两三部电影。”

      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已临近尾声，不过今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朱塞佩·托纳多雷（Giuseppe Tornatore）的脸上，却没有显出持续多天审片带来的疲倦，甚至相比开幕之后的评委见面会时，69岁的他显得更精神奕奕。

      之前在评委见面会上，托纳多雷说上海国际电影节曾多次向他发出邀约，很高兴今年终于成行。我们理解他的姗姗来迟，毕竟罗马到上海距离8900公里，而意大利人与生俱来就带着怀乡病，不肯离故土太远。从这一点上来看，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幸运的；更幸运的是抢到6月20日《天堂电影院》晚场票的观众，他们得以在托纳多雷与著名策展人、电影史学家也是他的老朋友马可·穆勒的大师班对谈现场，聆听他讲述独属于他的“天堂电影院”从何而起，又如何最终化成银幕上的悲喜聚散。而现场观众热情踊跃的提问，以及关于看了九遍或五遍《天堂电影院》的自剖，也引得他笑声连连。

        托纳多雷说，“我的电影总是在讲述我人生的某个部分。”所以，他的故事就要从西西里岛巴格里亚小镇上的童年讲起，从他跟小托托差不多年纪的时候讲起。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踏进电影院的大门，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当灯光全都熄灭，四周霎时一片漆黑后，银幕上赫然显出人物的大特写。在还是孩子的我看来，那就像是巨人一样。我不禁问自己：这些巨人究竟从何而来？我看看银幕，又盯着银幕边上的侧门瞧着，想他们或许是从那里进来的。可奇怪的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当灯光重新点亮，巨人又消失了。”

      “当时的电影院里还是可以吸烟的，整个影厅里烟雾弥漫。我看到一道亮白色的灯光穿透烟雾，直射到银幕上。顺着灯光，我发现它来自影院最后方的一扇小窗。只要这道灯光在动，银幕上的巨人就会跟着动。于是，我明白了，电影的秘密就藏在那个小窗的背后。”

      “大约是在我9岁的时候，我越来越好奇放映室里到底是什么样。”托纳多雷说，“我认识的第一个放映员，他既有一份电影放映的工作，同时还是一位摄影师。他教我放电影，也教我如何摄影。可以说，他就是《天堂电影院》里阿尔弗雷多的原型。”

       “其实9岁的时候，我已经在用8毫米摄影机拍东西了。而到了14岁开始当放映员时，我会一边放电影，一边观察胶片，思考两个画面是如何连接起来的。我还会带上自己的8毫米机器，在那里放映我拍的东西。就是通过这种训练，我学会了如何剪辑。说到这里，我想跟所有学习拍电影的年轻人多讲一句：剪辑真的非常重要。我拍《幽国车站》时，整个后期剪辑工作都是自己完成的。”

       “总之，那时我的日子过得十分充实，上午上课，下午放电影，暑假还去给人拍照片，赚零花钱。实际上，后来成为导演之前，我当了很多年的摄影师，给意大利电视台拍了不少纪录片。”

      除了电影之外，托纳多雷也热衷政治，曾是个经常参加工会集会的热血少年。日后，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电视剧集《被称为教授的男人》就是关于黑社会与政治的勾连。经过重新剪辑之后，这部作品成为托纳多雷的第一部剧情长片。

       “我在政治方面的影响来自我的父亲。他是我们小镇的官员，所以我从小就听周围人讨论各种议题，比如女性的选举权等。”甚至，托纳多雷与日后成为他重要伙伴的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Ennio Morricone）的“相识”，也离不开政治。

       “当时，我还是个小青年，在工会集会现场负责放音乐。通常情况下，这类集会都会放那种很激昂的背景音乐。但当时，我刚刚看完左派导演吉奥里亚诺·蒙塔尔多（Giuliano Montaldo）的《死刑台的旋律》，很喜欢这部电影，也很喜欢里面的音乐和琼·贝兹的插曲，就去买了原声磁带，于是便认识为这部电影做配乐的莫里康内。当天工会集会，我就在现场放了这盒磁带，让琼·贝兹的歌声和莫里康内的音符在广场上飘荡。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采用他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