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映的印度电影《因果报应》在中国观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20多万豆瓣用户给出了8.6的高分评价，上映仅7天，中国内地累计票房便突破了3448万元，成为一部备受瞩目的佳作。

该片以一名养父为受性侵女儿寻求正义的复仇之旅为主线，巧妙融合悬疑、复仇与暴力等引人入胜的元素，深刻反思社会问题，同时展现了鲜明的本土艺术风格。与以印地语和乌尔都语为主要制作语言的“宝莱坞”电影不同，这部影片是一部地道的南印度泰米尔语电影。值得一提的是，上一部引进中国院线的印度电影也是一部泰米尔语电影：2023年5月上映的《贫民窟之王》（Veleikkaran）。尽管“宝莱坞”曾经成为中国观众心中印度电影的代名词，但是《巴霍巴利王》（Baahubali）、《机器人》（Enthiran）系列和《抗英双雄》（RRR）等南印度电影，逐渐在中国观众心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因果报应》中的“因果报应”

     在这部充满复仇与悬疑的影片《因果报应》中，导演尼迪兰·萨米纳坦（Nithilan Saminathan）大胆采用了非线性叙事手法，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智力的双重挑战。对于不熟悉印度文化的观众而言，陌生的人名和面孔无疑增加了观影的难度。但尼迪兰巧妙地利用细节——如男主角耳畔的纱布、理发店招牌的变迁以及男主角胡须的变化——作为线索，引领观众穿梭于两个时空之间，既考验智力，又提供线索，使得影片的逻辑严密，反转令人拍案叫绝。特别是影片末尾，当揭露出受害者竟是反派曾经深爱的亲生女儿时，这一震撼的反转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尼迪兰的作品常常带来一种令人不安的恐惧感，他擅长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展示邪恶的面目。在影片中，反派在犯下滔天罪行前后，竟在受害者家中烹饪用餐，将日常行为与血腥杀戮交织在一起。这种平静之下的疯狂，是尼迪兰电影中的一大特色。例如，影片中的一个场景，几名罪犯一边准备饭菜一边讨论着洋葱，看似普通的对话后，镜头缓缓转向被捆绑的母女，观众这才惊觉自己正目睹一个犯罪现场。这一手法与尼迪兰前作《猴子玩偶》（Kuranku Pommai）的开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显然是导演有意为之，以此展现他独特的电影风格。

     在《因果报应》这部影片中，正如其中文名称所传达的那样，电影深刻地体现了因果报应的哲学观念。这一观念不仅是印度电影中一个普遍且广受欢迎的主题，也是观众情感共鸣的核心。考虑到印度电影在广大观众心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以及其作为梦想制造机的传统功能，相比于好人不得善终，恶人逃脱惩罚的结局更难以被观众所接受。没有任何编剧或导演愿意承担让亿万观众梦想破灭的罪责，以及随之而来的票房失败。自印度电影诞生之初，它就承担着塑造道德空间的重任，现实生活中的是非善恶常常以电影中的价值准则为参照。纵观印度电影史上的主角，即便是平民英雄的暴力行为，也常被描绘为“劫富济贫”的正义之举；而黑帮分子则是在无奈之下才步入歧途。总体而言，电影中的男女主角不可能是彻头彻尾的坏人，而即便是社会身份为坏人的角色，如黑帮成员、毒贩、妓女等，也必定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否则电影的道德示范作用将失去效力。

      与过去印度电影中那种简单直接的好人坏人角色塑造不同，现代电影中的角色越来越倾向于模糊善恶的界限，形象更为丰满和立体。以《因果报应》中的警长为例，他既是印度腐败司法体系的化身，私自殴打小偷、私吞失窃珠宝并敲诈失主，同时又将部分赃物用于救济贫困的母子。尽管起初接手案件是为了收受贿赂，但当他发现线人正是强奸女孩的真凶时，他意识到司法体系无法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于是鼓励马哈拉贾亲手为女儿复仇。这表明，即便是带有道德或者职业污点的“恶人”，也会对更邪恶的行为感到愤慨。

      近期，南印度电影在印度国内的票房和口碑上已显著超越了“宝莱坞”。根据福布斯的报告，2021年南印度电影的总收入高达2400亿卢比，远远超过了印地语电影的800亿卢比。在亚马逊Prime Video平台上，泰米尔语、泰卢固语、马拉雅拉姆语和坎纳达语电影的观看记录不断被刷新，其中半数观众来自各自母语州之外。曾经每年只有5到7部南印度电影被译制成印地语，而现在这一数字已激增至50部以上。以2022年为例，印地语电影的票房收入中有42%是由南印度电影《科拉尔金矿2》（KGF: Chapter 2）和《抗英双雄》（RRR）的印地语配音版本所贡献。在该年度的印度电影票房前十名中，仅有三部是印地语电影，其余七部均出自南印度。

     对于中国而言，从1950年代的《流浪者》、1970年代的《大篷车》、1980年代的《迪斯科舞星》到新世纪阿米尔·汗作品引发的印度电影热潮，印地语电影曾占据绝对优势。但随着中国观众对印度多语种电影认识的加深，这种情况可能会随着印度国内电影业格局的改变而发生改变，预示着一个更加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印度电影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