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身份原因，两人小心翼翼。无法享有一般国民福利，办不了手机卡，开不了银行户头，交通出行只能靠走路和大巴。从热心帮助他们的社工佳恩的视角里，我们能够获得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阿邦的出生证在火灾中被烧毁，补办需要父母为其证明，而他的父母也一并丧生于火灾之中，于是事情陷入死循环。

        而弟弟则是另一种更为普遍的情况——根据马来西亚法律规定，未婚状态下出生的子女，国籍随母亲。而在大马有不少男性与外籍女性在未进行结婚注册下就孕育了下一代，他们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成为合法公民，只能靠打零工为生。

       但生活里也不是没有光亮。几位女性为电影晦暗的基调增添了几抹亮色。除了放弃优渥生活选择帮助弱势群体的社工佳恩，哥哥爱慕的女孩虽然即将随全家移民，但也有过真心相待的缱绻时刻；跨性别的money姐，尽管自己生活艰难，但对兄弟俩的照顾如父如母，和其他跨性别老年群体共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近似于“家”的港湾。甚至于弟弟“陪伴”的女雇主，在要回乡嫁人的分别时刻，半真半假的对话间，也流露了几分难舍的真情。

        兄弟二人的情感是片中极为动人的部分，两兄弟有一个仪式感十足的吃饭方式——互相用对方的头去磕破鸡蛋壳。在影片前半段，这一独特的动作展现了兄弟之间亲密无间的情感，和苦中作乐的经历。而最后狱中告别的戏，哥哥和弟弟告别的方式也是“最后一次”相互用头为对方磕鸡蛋。作为观众，也会将这一动作与电影所呈现的底层人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的过程联系起来，鸡蛋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他们脆弱的生活和梦想，而用头去磕破它，如同他们“以卵击石”对抗命运，也与开场坠楼者摔得头破血流的场景有着冥冥之中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