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被视为档案的具体形式之一，在档案学中，档案指的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保存备查的文字、图象、声音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原始记录。而在实际档案工作中，视觉档案一直是主角，不论图片，抑或视频，为声音建立档案在很多人看来并不具备可操作性。但《难忘的中国之声》提出“声音档案”这一理念，凸显了声音的历史价值，也真真切切地实现了为声音建档。从这个意义上说，《难忘的中国之声》是一个创举。

　　“部队发给我的津贴费，除理发外，就是买些书。其他的钱我都存起来，共节约了200元钱……”这是1961年的1月5号，雷锋一次做报告时的录音。雷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

　　这是《难忘的中国之声》今年3月5日播出的一期关于雷锋的节目，节目展示了珍贵的雷锋演讲录音。雷锋的演讲情绪激昂，语速很快，听上去像个急于表白的毛头小伙儿，但你能透过声音感受到他的真挚、热情和活力。这是人们在半个世纪之后直接听到的雷锋的真实声音，它比所有的故事和传说无疑更具有感染力。

　　当然，并非所有的声音都具有独特的档案学价值。从严格意义上说，衡量一样东西是否具有档案性质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其原始记录性质。档案在与其他事物相比较而存在的过程中所显示的独有的特性，就是原始记录性。

　　《难忘的中国之声》正是因为其原始记录性而具备档案的属性。这一点，放入中国广播史中去考查尤其具有说服力。1958年以前中国没有电视的年代，几乎所有重大活动都依赖报纸、广播和一些简单的电影拍摄。所以，当时广播记录下来的这些声音弥足珍贵，说它们具有档案的价值一点也不为过。比如，节目播出了1949年周恩来总理宣读国旗国歌决议案的声音，如此的亲切而铿锵有力，让人们瞬间感受到新中国诞生之际，总理破旧迎新时的喜悦与豪情。当时的影像已经找不到了，斯人已去，斯音长存。人们真切地听到了50多岁的周总理的声音，这不是模仿，也不是演播，这就是档案。

　　从媒介特性角度看，广播媒介天然具有一种引起记录和共鸣的作用。加拿大著名传媒学者麦克卢汉在其名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说：“收音机的阈下深处饱和着部落号角和悠远鼓声那种响亮的回声。它是广播这种媒介的性质本身的特征，广播有力量将心灵和社会变成合二为一的共鸣箱。”心灵和社会的共鸣恰恰是《难忘的中国之声》所致力于追寻的，记录的是一段历史中留存的声音，唤起的是人们对逝去的人与事的缅怀。

　　现在，《难忘的中国之声》的片题口号是：“用声音记录中国”、“流动的声音档案，难忘的中国之声。”其用意就在于用声音记录奔涌向前、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为这个时代留存声音档案。我们可以想象，有了《难忘的中国之声》，以此为依托，建立中国第一家声音档案馆也不是没有可能。如然，《难忘的中国之声》无疑是其嚆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