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开创我国电影译制事业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其前身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如果说长春电影译制片厂的辉煌源自努力的开拓，那么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辉煌就是源于那一些真正是为配音而生的人。随同传媒配音网小编一起来盘点一下吧。

　　194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11月设置了译制片组，专门把外国电影译配成普通话。1957年4月，译制片组脱离上海电影制片厂，成为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片从此成为一代人心中永恒的回忆。《简爱》、《佐罗》、《茜茜公主》、《 虎口脱险》等一部部外国电影在大部分中国人心里留下的经典印象，和那些幕后的配音是密不可分的。邱岳峰、毕克、乔榛、童自荣、丁建华、李梓和刘广宁等，成为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声音塑造者，他们是外国电影和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优秀传播者。

　　1 童自荣 为大片配音收入不足千元

　　2004年，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从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以下简称上译厂)正式退休。

　　童自荣家在上海闹市区——淮海中路一幢连排旧式民居楼，童家居住的这幢小楼至少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共有三层，童自荣住在二楼，童自荣曾说，房子是父辈留下来的，客厅和卧室分别只有 15平方米，厨房在一楼和其他几户各用一角，这间30平方米的小屋，他和妻子住了足足有50年，人数最多的时候住过六个人，童自荣说，虽然是老房子，但住习惯了，老房子也有老房子的好处，“在市中心，出门比较方便。”

　　退休后的这几年，童自荣其实并没有闲着，最近一次的配音工作便是为好莱坞卡通大片《玩具总动员3》配音，“我配的是男主角胡迪警长，因为前两部都是我配的，第三部他们希望还由我来配。”与《玩具总动员3》在全球一路飘红、早已破亿的票房成绩完全相反的是，为中文版主角配音的童自荣的片酬却少得可怜，“配音演员一向待遇偏低，上译厂的待遇勉强能维持生活，现在配主要角色能拿一千元就不错了，一般大概能拿600元到800元，为《玩具总动员3》配音也不例外。”谈到目前配音演员和电视剧演员的收入差距，童自荣有些激动，他表示演员比较辛苦，与配音演员有差距可以理解，“但现在的差距太大了，我现在的生活全靠退休金，每个月只有几千元。”他谈到现在的大环境对于配音演员不再有旺盛的进步需求，现在大家差不多看字幕了，这个令他很失落。

　　对于现在有的影视作品流行“港台腔”，童自荣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普通话这样优美，而且这样有味道，没有必要去模仿港台腔。”童自荣表示并不反感一些大片请明星来配音，用明星配音是为了便于炒作宣传，引起大家注意，从而产生广告效应。尤其是动画片，这自然可以理解。但是应该有所选择，不应该哗众取宠。对于当下的娱乐节目，童自荣不太喜欢。他表示：“比如所谓的娱乐至死，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对于这个现象很无奈 。而且有的主持人废话太多了。”

　　2 丁建华 一张嘴要替那么多张嘴说话

　　提起丁建华，二十岁以上的观众并不陌生。在那个译制片盛行的年代，《追捕》《我两岁》《远山的呼唤》《茜茜公主》《廊桥遗梦》《冷山》和《翻译风波》等很多著名影片中都有她的声音。从最开始配音到现在，丁建华参与配音、担任译制导演的影片已经超过1000部，无论是《我两岁》里的小男孩儿，还是《哈利·波特与火焰杯》里的老教授，她都能应对自如。

　　现在退休在家的丁建华，偶尔也会回忆起曾经在配音中的乐趣，“一想起《茜茜公主》，我就觉得开心；《我两岁》让我觉得很新奇，演完后我都纳闷我怎么把两岁的小男孩儿演绎得那么好。我配的第一部武打片是《少林寺》，配白无瑕时，我发现我嗓子是喊不哑的——那时很多人都失音了，我就替别人喊。配《廊桥遗梦》时，我被深深感动了……”

　　丁建华的配音功底让《廊桥遗梦》女主演斯特里普特别赞叹，丁建华对给大牌女演员配音很有心得，“比如给“大嘴巴”安吉丽娜·朱莉配音时，要去找大大咧咧的音色感觉，音域要宽；给《诺丁山》中的茱莉亚·罗伯茨配音时，要不温不火，去感受她的表演。照感觉去配，一定能配好。一个演员的戏路是有限的，但因为我配的各种角色都是不同演员演的，所以我觉得做一个配音演员挺不容易——因为一张嘴要替那么多张嘴说话。”

　　丁建华在配音过程中特别投入，“看到《追捕》中真由美第一次出场，被一只狗熊逼在树上大叫的画面时，我就觉得自己真的在树上似的，她跑时，我也忍不住跑。我配音时，前面的架子经常被踢翻 。”丁建华配音常常笑场，“比如配接吻戏时，我们的拟音老师就站在我旁边，在最动情时用力亲自己的手背，每到这时，我就忍不住哈哈大笑。”

　　现在丁建华大多时间料理家庭，她有一个非常和睦的家庭，她曾多次提及爱人对她的好。她年轻时曾拿他当出气筒，但现在一想到他有高血压，就舍不得了。她爱热闹，叫上朋友来家做客，他就给做饭；她爱吃鱼翅，他每月都会带她去两三次海鲜馆；每次她出差，都是他给整理箱子……丁建华闲暇之余喜欢看体育比赛，除了拳击和棒球，因为“拳击太暴力，棒球我看不懂。”

　　3 苏秀 24岁就到了上影翻译片组

　　作为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第一批演员，今年85岁的苏秀见证了译制片的变迁。1950年，24岁的苏秀就到了刚成立的上影翻译片组报到。

　　如何让外国人说中国话，别说配音演员们没有经验，上译厂第一任厂长陈叙一也在琢磨。苏秀回忆，翻译片组创建之初甚至连怎么对口型也不知道。曾经用掐秒表的办法来记录原片每句话的长短，再按那个时间长度来确定中文字数，当然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每个人说话的语速不同，同样五秒钟，语速慢的只来得及说六七个字，如果让体育解说员说，说不定可以说十五六个字。现在想起来，那些办法又笨又不合理，可当时没人知道该怎么办。经过多年培养，才逐渐形成了翻译、导演、演员、录音、剪接一整套译制程序。据悉，最初译制一部影片常需花费40～60天。而到了1980年后，译制一部影片只需十多天了。

　　上影翻译片组初时设在江西路一栋大楼内的一间办公室，后迁至万航渡路，和美术电影制片厂在一个大门里，将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旧汽车棚当放映间，录音棚搭建在二楼的大阳台上，是个又小又闷的标准“漏音棚”，1976年搬迁到永嘉路383号的原孔祥熙住宅，在那里缔造了译制片配音的繁荣。据介绍，在万航渡路时，工作条件很差，常有“扰民”事件发生。上译厂译制导演孙渝烽回忆，当时有些戏需要有残响、混响声，现在录音时开个混响器就解决了，但当时必须在棚外过道里安装大喇叭，要开棚录，才能达到效果声，“这些戏一般都放在晚上夜深人静时录。开始我们没有注意。‘着火啦，快来救火啊！’‘杀人啦，快来救命，救命！’——这样的台词喊声把周边的老百姓惊醒了。从那以后凡是晚上要录大混响声，都得事先向厂周边的居民干部打好招呼、出安民告示。”